因此，本文就以地方性法规为分析对象，探讨其立法能力及进一步释放。

由于反对改革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反动分子的叛乱已经平定，西藏广大人民的改革要求，已经得到顺利实现的条件。三大寺堪布和退休堪布可以直接进入噶厦的僧官系统，参与议政和决策。

另外，十三世达赖喇嘛作为政教合一的领袖，本身也不可能从本质上触动西藏前现代政治的根本所在—农奴制和神权统治。上述措施虽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藏社会文化、经济、教育的发展，但却在具体执行中受到了僧侣、贵族们的多方阻挠，同时由于改革本身触动了僧侣、贵族的利益而导致十三世达赖与高级僧侣、大贵族关系的紧张。妇女、老人、儿童等主体的权益保障，在宪法学理论中被视为特殊主体的权益保障问题，另外男女平等，本身也是平等权作为宪法基本权利之首要权利的一种体现，如我国现行宪法第四十八条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而上等人杀死一个下等下级人，如铁匠等，赔偿命价仅仅为一个草绳。各国内部政治斗争中也不乏教派之争的因素，不同教派、教会之间的战争也是连年不断，如尼德兰革命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都是以教派纷争为背景的。

政教分离，英文表述为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是现代国家的一般原则与政治道德基础，其意义在于禁止国家把某一特定宗教定为国教，另外要求国家与宗教之间应保持各自的生活准则与领域，从本质上来讲，政教分离要求国家权力的宗教中立性或非宗教性，禁止宗教的政治化与政治的宗教化。在西姆拉会议之后，十三世达赖在西藏地方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组建新式藏军、改革噶厦机构、整顿宗教、启动世俗教育、创办实业、革新金融等。第二，威兹沃兹等学者还针对意大利著名诉讼法学家的观点进行反驳，认为他们的诉权学说是站不住脚的。

在此情况下，当事人对诉的不可受理争议仅限于诉请的抽象合法性（例如诱奸案的血液鉴定问题），即当事人提起的主观权诉讼是否存在可予实现的实体权利。它的意义是作为潜在诉权的法律基础。这种损害赔偿机制本身就带有主观权性质，尽管当事人的初始法律地位带有客观主义色彩。本文不可能讨论所有的案件类型，故重点探讨故意侵权案件。

但是，这一强制性规定与前述疑问的理论假设发生冲突，因为利害关系人提起该诉讼并非基于其自身的利益，他也无权强迫夫妻或任何其他人（法官除外，但法官处理此事的权力并非来源于实体法的规定，待下文详述）。在我看来，这种诉权分析是不充分的。

然而，上述观点已经不再是主流。抗辩（la défense en justice）的法律依据来源于当事人诉请之实体权利的法律规范，我们称之为诉请缺乏法律基础的抗辩（la défense au fond）。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种客观法诉讼是非常罕见的例外情形。这种观点在诉讼法学家的著述中随处可见，例如威兹沃兹的《程序法研究》[1]、索吕（solus）与佩罗（Perrot）合著的《民事诉讼法》[2]、库什与文森特合著的《民事诉讼法精义》[3]、库尔尼（Cornu）与法尔耶（Foyer）合著的《民事诉讼法》[4]、德黑（Terré）在《法律大全》中对《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59条的评述[5]等。

不过，鲁比耶院长是个例外，他认为诉权的本质是一种特权（prérogative），而且特别地将诉权与主观权理论严格区分开。他认为，以下诉讼类型都是违反义务为主导的诉讼：侵权责任之诉、不正当竞争之诉、无效之诉、失权之诉和撤销之诉。唯一的例外是，审理纯粹的合法性问题的案件是客观法诉讼，意即该法律规定所保护的唯一法律价值是公共利益。基于上述分析，我认为行政相对人主观权理论不能构成对本人观点的反驳，相反，这种推论却体现了我认为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诉权衍生的法律地位与行政相对人起诉而形成的法律地位是根本不同的，因为规范公共行政的法律仅仅把公共利益作为保护对象，但是作为诉权基础的私法不仅将抽象的合法性作为保护对象，而且还（或者说尤其）把当事人个体的以及针对法官个体的可裁判利益作为保护对象。

它的定义表达又为何如此平淡无奇（一种权能或者一种可能性）。（一）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激烈对峙 1．主观主义的两个方面 （1）长期以来，法国的诉讼法学家和民法学家认为：诉权就是处于运动状态的实体法上的主观权。

诉的不可受理抗辩是一个含义清晰的法律概念。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我才主张应当从法学一般原理的层面上，对主观权的概念进行结构分析，并将主观权概念运用到法律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正如我们只能从一个法律规则（买卖合同法律规范）中提炼出一个实体法上的主观权（要求支付价款的权利），而一个实体法上的主观权也只能获得一个司法判决，那么程序法上应当有另一种法律规则来规范如何获得这一司法判决。如果义务要素为主导，则为客观法意义上的法律地位。的确，提起这种诉讼的个体应当具有诉的利益，但是其利益不是指保护该法律规定利益不受侵害，而是一种集体利益。1．诉权的经典定义将诉权与其旨在保护的对象捆绑在一起：诉权是追诉取得人们所应得的东西或者归属其所有之物的权利。自然而然地，在这一背景下，学术界从未停止关于诉权概念是否应当纳入《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的争论。诉权到底有什么要求？这是下文将探讨的问题。

第一，与大多数民法学家的观点相同，我倾向于认可民法上存在所谓的人身权。第三，威兹沃兹认为：如果根据我的诉权观点来解释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法律地位问题，那么在涉及由检察官提起民事诉讼时，就无法自圆其说了。

最高法院在最新的判例中认为，在审查诉的不可受理抗辩之前，法官不得进行血液鉴定程序。但是，假如不当得利确实发生时，某项法律规则就会赋予遭受损失的当事人为了保护其合法权益而提出补偿的权利。

在法律地位中，如果权利要素占上风，则为主观权。但是，鲁比耶拒绝承认所有涉及生命权、身体完整权、名誉权的案件是主观权诉讼。

此种由诉权建立的，并且已经被大家接受的法律关系具有人身性、个体性。婚姻无效之诉是典型的客观法诉讼。如前文所述，诉权的行使依赖于区别于实体法律规范的另一种法律规则。但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确实可能存在有诉权但是没有对应权利的情况。

诉权的通常功能（保护实体法上主观权）无法解释客观法诉讼。这一民事赔偿诉讼只不过是《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的适用案件之一，没有其他特别之处。

鲁比耶认为，根据主观权诉讼或客观法诉讼的不同，诉权的角色功能也不同。类似矛盾问题还有很多。

我认为威兹沃兹的反驳推理是毫无根据的，因为他忽视了民事诉讼案件的特征。在他看来，在上述诉讼类型中，不存在任何需要保护的主观权，而诉权则居于首要地位。

至罗马法的非常审判时期，诉（actio）的概念被含含糊糊地指代：为了获得正义而向法官提起诉讼的权利（起诉权），或者此种权利的行使（起诉行为）。我们发现，这里所说的法律明确规定总是指实体法，诉权理论完全无法解释这种法律规定的性质。现行《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关于诉权的立法被认为是莫图尔斯基理论观点的复述。当事人还可以根据《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505条的规定对法官提起控告，并追究法官个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作为程序法上主观权的诉权，不但是实体法上主观权的忠实仆从，而且在主观和客观的法律地位方面均保留其独立性。行政相对人可能遭受不法行为的侵害，并且享有诉请救济的利益，但是假如这一利益可允许当事人提起撤销不法行为的诉讼，那么这种诉讼的合法性肯定不是指保护其本人的实体法上的主观权。

总的来说，法学家们用权力（pouvoir）或者法律权力（pouvoir légal）的术语来描述诉权的本质。从法律术语的角度，我认为，我们在使用主观权概念时，就是指代被法律规则所承认的权利。

只有通过诉的种类才能推知权利的不同类型。由此，诞生了一条全新的、被广为传诵的法律格言：无权利即无诉权。